坚持节约优先、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应以法律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网络治理上仅仅起到对国家网信办的协助作用，具体包括：积极配合国家网信办建立起网络安全领域全覆盖的信息共享平台。尽管早就有学者提出了分级管理的建议，[15]但从现实层面来看，分级管理的确存在着很大的操作难度。

尽管以《网络安全法》为代表的法律已经对国家网信办进行了授权，但谁主管谁负责仍是其基本思路之一，多头管理的问题由此难以得到根治。由于信息内容的治理必然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产生限制效果，因此对于非法有害信息应该坚持违法与违反道德的基本区别，从严、从窄进行理解，而不能无限制的将所有有害信息都纳入其中。正如学者所言，如果发生问题就通过刑法解决，最终国家与社会将会疏而忘记如何寻找有效的公共治理对策。[7]准确性是对法律的首要要求。如果能够将国家网信办提升至与国务院部委平级，丰富和提升地方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那么网信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将会得到切实的保障，1+X体系也将有望实现。

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6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到了1997年公安部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网络非法有害信息已经被细化为了9类（即九不准）。这就意味着，有许多全国性的分配正义的制度和措施，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区，一定是具文。

也因此，尽管中唐之后，历代不再均田，不再禁止土地买卖，各户农民土地占有量大为不同，唐、明、清王朝在众多税赋中都始终保留了适度的人头税因素，这就不只是为了抽象意义上的税赋公平，更是为了维系农耕中国的税赋公平。这一定是村落共同体众多成员——并非只是男孩女孩的父母——共同承担的职责，他们迟早也都会从这一机制获益。皆有所养因此难说是一种普遍分配的社会福利。所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主要得靠父慈子孝。

因此，选贤与能是国家权力在整个农耕中国区域内系统创设和分配各种令人向往的政治社会地位和权力。中国农村五保户制度6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当然也因为，虽有贫富之分，但有血缘关系，就不大可能出现因殖民或因债务而发生的奴隶。作者花了很多笔墨于村落共同体，但他还有更大的关注，有关政治共同体的分配。其核心考量就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想方设法要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小农经济，也由于人的生物性，财富和福利的社会分配的重心和问题主要还在村落共同体这个层面。

我理解，古人的历史叙事并不都在意真假，有时就是修辞，为了感召和说服。不仅想到了这两个共同体，作者更用一个故字想象了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当技术进步后，井田制就确实不利于尽地力之教了。在这片土地上，基本都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共同体。

这样的土地分配针对了人的嫉妒心或平均主义追求，符合自然正义感或道德感。例如，为什么历代（宋代除外）都坚持重农抑商，社会阶级的排序一直是士农工商，中唐之前，历代王朝战乱后都会推行均田制，禁止或限制土地买卖，甚至农区各地也自发形成社会规范限制和规制土地仅在村落/家族内部周转。

现代国家提供和分配的许多东西，都必须来自共同体成员（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不同量的负担或贡献。必须包括礼乐，甚至优于军令政令。

作者对构建这个大政治共同体有两项具体建议。在没有金属也无法制作统一标准量衡器的时代，井田制还用1/9的共耕土地来保证什一税，这等于一条妇孺皆知简单易行且税率稳定的税法，可自行实施，简省了也限制了公权力。但只要不是有弊无利，因小失大，就先只能这样，制度永远都需要时间才能长成和蜕变，尤其在这个农耕大国。某些冲突需要成本更高的国家力量介入，但当时的国家根本无力提供。我也有经验证据：作者这段文字中一一提及的福利分配显然只属于农耕村落，断然有别于贵壮健，贱老弱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的游牧民族。每个人理论上都有老、壮、幼年，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矜、寡、孤、独、废疾者。

儒家和法家显然比墨家和道家更务实，更有脑子：分配正义不只是分配理念、观念或原则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更多资源可供分配。这就使地方经济以及村落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福利有不小的影响，有时甚至是重要影响。

道理很简单，没有政治文化的基本统一，那就不可能是共同体。在分配正义问题上，这里少了一个作为缺省设置的实在的共同体。

他能获得普通人尤其是弱者的认同，却没法证明这就是天之道。社会需要某些共情和说教，在日常事务上会起点调节作用。

不只在意自己得到与他人相同的待遇，也在意甚至更在意自己得到有别于他人的待遇。分析中国传统的分配正义，可以打通中西学术对此话题的交流，也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分配正义实践同样具有理论意义。个人努力，或社会教育，拗不过生存的选择，改变不了生物基因设定的人性。希腊公民参与保卫城邦，得自己准备武器和甲胄，那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但也不能苛求《礼运》篇作者。人头税看起来人人平等，但让土地和财富拥有量不同的富人和穷人、地主与农民缴同样的税，显然不合理，因为同样数额的赋税对富人和穷人基本生活的影响会很不同。

中国古人看得很清楚，这两套关系体系很难在同一群体中有效。在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合作社吸收鳏寡孤独入社来帮助他们。

也恰恰因此，儒家的孝，特别是后来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有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在墨子时代，这种希望很难在社会层面推进。

农村五保对象即便还住在农村，他/她们也不只是村落共同体成员，也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一个特殊群体。但作者集中关注的是农耕社区中各种维度的弱者的福利分配，不止是老幼鳏寡孤独废疾者、女性和幼儿，甚至还有壮和男。细看会发现，希腊的公民其实更像农耕中国的每户人家的家长或户主。作者在此放弃了春秋战国时更流行的举，用了选这个字，并且加了个与（任）能，意义就特别重大。

第二，我会特别关注历史中国的特点。但在古代自给自足的农耕村落中，这是个重要问题：为保证优生，避免近亲结婚，所有女性必须外嫁，甚至必须适度远嫁（不能是邻村）。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邻里间可相互验证，确保每户人家分得同等数量土地，有效消除相互间的或对土地分配者的猜忌。这肯定不是西周的重建，却也不只是对春秋战国的延续，这其实是对农耕中国的重新格式化，重装系统。

适度挪用、借助甚至移植一些外来概念有可能推动某些方面或某些维度的比较和交流。就因这个世界不构成一个共同体。